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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人让藏品讲述的甲午风云

来源:大连日报 发布于:2014-11-19 09:38

  今年是中日甲午战争120周年,而在甲午战争期间,1894年11月21日,日军攻占旅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旅顺大屠杀”惨案。120年,万忠墓里的累累白骨,仍在控诉着侵华日军惨无人道的罪行。从今天起,大连日报将通过记者现场踏访、专家遗存考证,连续三天特别策划独家推出纪念甲午战争120年专版,努力恢复历史细节,珍视现在,警示未来。

  

  1895年3月5日的日文报纸《报知新闻》。

  在大连收藏爱好者刘进宫、刘宁父子俩的家里,藏有一张一百多年前的老报纸——1895年3月5日的日文报纸《报知新闻》,其中用一个版面的篇幅详细记叙了威海卫海战结束之后,北洋水师各舰船的细节信息及周围岛屿的布防情况,在最大程度上还原了这场海战的第一现场。

  119年前日本老报纸

  还原的威海卫战后细节

  “镇远”舰还存六百余发炮弹

  战后的“镇远”舰一片狼藉,但舰艇上的4门50英寸口径的集群火炮,仍让登舰的《报知新闻》报记者为之感叹。正是这些火炮在海战发生时向湾内发射了无数发的炮弹。舱内还存有600余发炮弹。即使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毁,舰船的结构看上去还是那么的壮观,其雄伟的外形不愧是亚洲少有的战舰。铁甲牢牢地覆盖着船体,铁甲上的各个地方可看到小口径炮弹打击后留下的凹痕。

  “定远”号沉没在与海湾东口相邻,距刘公岛约200米左右的浅滩处,与搁浅没什么分别。虽然舰船的上部几乎没有损伤,但清军使用火药将其发动机炸毁,其中央部分几乎完全损毁。“靖远”号沉没在距岛较远的海底,但不是很深。“来远”号在海军公署前六七十米的地方,船体完全沉没,仅能看到一点船腹部的红色。据说当时沉没时仅有20名船员获救。炮舰“广操”号与“威远”号的状态几乎相同,沉没在码头旁,也是距离陆地最近的沉船。以上的5艘军舰除“靖远”号以外均被日军水雷艇击沉,“靖远”号则是被炮弹击沉。除此之外还有一艘不知名的运输船沉没在距离来远号不远的地方。

  

  《丁汝昌遗墨》封面。

  刘公岛360°旋转的炮架

  黄岛与刘公岛相邻,与威海卫相对的一座小岛。距离刘公岛150米,其之间有一条宽约十四五米干净整洁的道路相连接。岛上的炮台有口径为24英寸的集群炮四门,火力可覆盖威海卫湾的西口,与北山嘴的炮台相对。后背的防御主要靠设置的旧式速射炮及小口径野战炮。

  刘公岛上最重要的防御工事,是刘公岛与黄岛相对方向上在岛的南端设置有半隐蔽炮架的炮台,也是清军下大气力建造的炮台。此炮台与黄岛炮台相呼应,可共同遏制海湾的西口。并且此半隐蔽炮架可进行360°的旋转,因此还可遏制海湾的东口。此炮台曾经与日军占领的龙庙嘴、鹿角嘴发生过炮战,炮台的威力甚大,然而这么庞大的炮架仅需一人之力便可进行自由旋转,并且在防护墙内可通过设置的反射镜来进行精确地瞄准。露在外面的炮身上装有防护铁板,安全系数极高。炮架的升降通过水压来进行。在半隐蔽炮台及南岛炮台背面的许多地方埋有清军自制的简易地雷。这些地雷通过在堆积的大块石头下安装石油罐和火药装置,通过铁丝与其相连接,拽动铁丝来引爆。可惜的是这些地雷很容易被发现。

  刘公岛山背的顶部连绵着很长的堡垒线,与各炮台相联系的最顶部的灯塔上安装有两个警戒用的电灯,在其对面设有旗号台。

  丁汝昌之死堪称中日甲午战争中最为悲壮苍凉的一幕。丁汝昌殉国后,牛昶昞、程璧光与日军签署《威海降约》。根据日军保存的据称是丁汝昌手书的两封降书,丁汝昌被清政府当成北洋海军全军覆没的罪人。朝廷不但没有任何抚恤,反而下令在他的棺材上加三道铜箍捆锁,棺材和铜箍均以黑漆涂之,以示戴罪。丁汝昌到底有没有写这两封降书,一直以来众说纷纭,而我们在大连收藏家陆刚手里发现的一本日本明治二十八年珂罗版印刷的《丁汝昌遗墨》或许可以给出答案……

  

  《丁汝昌遗墨》内收录的丁汝昌降书手迹。

  甲午谜案:

  丁汝昌是降将还是英雄?

  丁汝昌的生命倒计时

  1895年农历除夕,丁汝昌收到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的劝降信。丁汝昌未作任何答复,将全项信转寄给李鸿章,表示绝不降敌,誓死作战到底。此后数日内,陆地炮台被日军占领全失,刘公岛成为孤岛。此时,丁汝昌已为自己打造好棺材,决心“战至船没人尽而后已”。早在丰岛海战后,丁汝昌便做好了与敌决一死战的准备,他命令各舰仅留一艘舢板,可燃物品、装备一律拆除。

  威海卫陆地炮台被日军占领,“定远”遭日军鱼雷击中搁浅后,刘公岛上的形势更加恶劣。1895年2月8日,一些海军官兵离舰上岸,大批陆军也离开炮台职守,岛上发生了哗变。这些哗变官兵连同岛上百姓千人来到海军公所门前,“哀求生路”。丁汝昌晓以大义,勉为固守,向军民承诺:“若十七日(2月11日)救兵不至,届时自有生路。”至此,丁汝昌的生命进入了倒计时。2月12日,“镇远”舰上的丁汝昌,盼李鸿章之援军不至终于绝望,命令炸毁“镇远”号,欲与战舰同归于尽,舰上官兵和外籍军官均反对做无谓牺牲,“众水手只顾苦求,无人动手”。丁汝昌感到窒息般压抑,却又无法挽救败局。悲凄之中丁汝昌退回仓内,唤来威海卫水陆营务处提调牛昶昞,命其将提督印毁坏,自己草草给李鸿章留下一纸电文:“吾虽决意与舰同归于尽,然人心溃乱,大势已去矣。”随即吞鸦片身亡。

  2月12日和2月13日,清朝水师“广丙”号舰长程璧光,以军使身份向日军递交了丁汝昌书写的两封降书。

  

  1895年拍摄的“旅顺口庆字正营全景”照片。

  投降的英雄

  到底丁汝昌是在自杀之前写下降书,还是别人冒名代写,在历史学界始终存在争议。而我们在陆刚手里看到的明治二十八年(1895年)日本中央新闻社版初版印行的《丁汝昌遗墨》却让我们有幸看到了丁汝昌的真迹。这本书内收丁汝昌所书公文、信札数通及其生平传略、小像。全书辑录了甲午海战中丁汝昌的所有“降书顺表”墨迹,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海军中将伊东祐亨特为之恭笔敬谨作序、详陈原委。内附丁汝昌照片一帧、官印数枚,尾有墨迹释文。可以说是研究百年前丁汝昌其人和甲午海战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而通过前后诸封书信笔迹的比对可以基本作出同出一人之手的结论。

  山东史学会甲午战争专业委员会委员、北洋水师网站站长陈悦认为,丁汝昌抱着必死之信念是无需争辩的。但如果不作任何交代,一死固然一了百了,日军却未必会放过岛上军民。所以,为换来岛上数千军民生命,丁汝昌宁愿舍弃个人和家族名誉,选择更忍辱负重的结局,这就是他所说的“届时自有生路”。“他准备去投降,但是没有完成这个手续,为的就是保护岛上人的生命。一个人要作出死这个决定的时候是最艰难的事,那何苦又要给自己留下污点呢?我觉得,他之所以要在作出这个决定之后再自尽,是更多地把这个投降的责任揽到自己身上。”从这个角度看,丁汝昌的形象反而更加磊落。但陈悦同时也表示,北洋海军打到最后的那几天,到底发生了什么,直到现在都是一个谜。当时的资料很缺乏,历史上也很混乱,所以我们只能通过一些碎片去分析,但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解读,就目前的资料来看,难以得出定论。

  在大连收藏家陆刚的藏品里,我们还发现了几枚日本发行于19世纪末的与甲午战争题材有关的徽章。徽章本身体积不大,因年代久远而失去了原有的金属光泽,但鲜明的图案、清晰的字迹及徽章背后的记录文字都能够准确地反映出甲午战争的历史。这些徽章也是中华民族屈辱和日本侵华的见证。

  

  旅顺占领纪念章。

  徽章上的甲午战争

  清铜炮熔制的“从军记章”

  明治二十七八年“从军记章”直径30毫米,正面是御菊纹下,日本陆军联队旗、海军军舰旗交错。

  背面中央为“从军记章”四字,“明治二十七八年”篆体汉字环绕,绶带宽36毫米,绿白相间。这款徽章是日军为了纪念日清战争(甲午战争)而发行的。颁发对象为明治二十七八年战役中在大本营工作,或被编入出征部队亲临战场者;及虽被编入出征部队,但未亲临战场者以及从事战役相关军务的军人军属,佣役、人夫不在此列,授予人数270267人。

  据说这枚徽章是用在甲午战争中缴获的清国大炮熔炼铸成的,日方设立此章的勅令《明治二十七八年从军记章条例》也证实了这一说法。但多达27万余枚的“从军记章”全部都是炮铜所铸吗?根据日本造币局在昭和3年出版的《造币局制货币章牌类図录》中的表述日方应该在制造从军记章时掺入了部分清军大炮铜材,而不是完全使用炮铜。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使用敌军大炮铜材制造勋章这个主意可不是日本人第一个想出来的,英国最著名的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创设于克里米亚战争时期(1856年),制造该勋章的青铜就来自于1855年英军在塞瓦斯托波尔缴获的俄罗斯加农炮。1873年日本政府委派议官大给恒等人对西欧诸国的勋赏事务进行过全面调研,其中当然也包括勋章文化,日后他们不但在勋赏制度、勋章设计上全面模仿西方,甚至在勋章材质构成这些细节上也学习了西方经验。

  

  明治二十七八年“从军记章”。

  徽章上的旅顺口庆字正营

  “旅顺占领纪念章”呈圆形,铜鎏金。正面是一座城,上方有“旅顺占领纪念”的字样环绕。这款徽章是日军为了纪念攻陷旅顺而发行的,图案中的城即为当时的旅顺庆字军正营。根据与日本陆地测量部拍摄的战场照片对比,在明治二十八年(1895年)一月拍摄的“旅顺口庆字正营全景”照片中可以看到一座与旅顺占领纪念章上的图案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城。这张照片展示了三面城墙、城墙内房舍及角楼等全景。

  甲午战前庆字军属于淮军系统,共有8营约4000人,分驻旅顺、大连。庆军原为安徽庐江吴廷香、吴长庆父子所办的团练,归合肥官团解先亮统带。三河之战后,吴长庆将所部500人单列为1营,称庆字营。吴长庆去世后,驻防旅顺的6营庆军由黄仕林统领,称亲庆军。1894年,驻防旅顺的黄仕林、张光前部亲庆军扩编为8营,旅顺之战中溃散。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以往的文献中都记载着旅顺北城就是以庆字正营为中心的,但据陆刚收藏的《日清战史》一书中由日军绘制于1895年11月21日的旅顺口占领地图显示,庆字正营在旅顺白玉山东南方向测得3700米处,旅顺南路白银山隧道东口南侧山坡上,而旅顺北城则位于今天的九三小学附近,地图上的直线距离约270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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