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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湾新区三十里堡街道是个具有百年历史的老镇。在岁月的变迁中，一些故事也随之掩埋在了尘土里。然而对于那些经历过故事的人来说，犹如尘封多年的一坛老酒，轻轻碰触，亦香亦醇。

　　女护理员与康复战士们合影。

　　这段往事的发生地，就在现三十里堡第一中心小学的前身——“平和寺”大庙。1950年，为救治参加抗美援朝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伤病员，在这里成立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八医院，全称“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部旅大医院管理局第八医院”。

　　原三十里堡医院院长徐宗志（左）与关向应之弟关治麟合影。

　　选址三十里堡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保家卫国，入朝参战。1950年11月25日，由当时的旅大行政公署卫生厅廖厅长主持召开了有关人员会议，决定为救治志愿军伤员，在大连地区建立十个中国人民志愿军后方医院。这十个医院中，一院至五院在大连市内：一院在桃源街，二院在长春路附近，三院在二七广场一带，四院就是现在的铁路医院，在小平岛的五院是传染病医院；六院在旅顺；七院在金州，以治疗外伤为主；八院在三十里堡，以消化内科为主。

　　张福令老人（最后一排右三）当时与医院人员的合影。

　　现年90岁的三十里堡红果村居民张福令，当时是金县十区（今三十里堡街道）的机关干部，他参与了这十个医院的选址工作。关于八院在三十里堡的选址，张福令记忆犹新：“我当时就是一名普通干部，对于这方面知识不足，便请教了一位在旅大行政公署战勤处工作的王姓军医，多方讨论之下，选定了现在第一中心小学的位置。”

　　张福令提到选址在此的两大理由：其一，这里位于火车站旁，输送伤员、运送医疗物资都十分便利；其二，当时三十里堡第一中心小学的前身——“平和寺”大庙的院子十分宽敞，上屋（也就是大殿）有三间，东屋和西屋又三间，再加上日本人建造的大瓦房，建筑条件十分宽裕。

　　地址定好以后，当年冬天，八院就在三十里堡正式成立了。据在八院担任过护理员工作的赵永国介绍，第八医院分为医务科和总务科，下设七个所。院长姓王，政委姓崔，具体姓名不详。主治大夫由市内二院的专家杜庆忠教授以及许多外来医生担任，原三十里堡医院院长徐宗志也被调进八院担任医生。

　　原第八医院办公地址，如今成为老街里的民居。

　　第八医院的医疗队伍可以说是非常强悍的。其中，徐宗志是三十里堡本地人，他在1944年从日本官立旅顺医学专门学校毕业，后在满铁大连医院工作。八院一经成立，他便被调到这里，与杜庆忠等大夫一起对内科，特别是消化系统方面疾病的近千人次进行了抢救治疗。为了让伤病员能早日康复重返朝鲜前线，这些可敬的医务工作者不分日夜地照顾伤病员，吃住都在医院里。

　　第八医院原址现为三十里堡第一中心小学。

　　把青春献给最可爱的人

　　那个时代流行一句话——“把青春献给最可爱的人”，无论是前线的战士，还是保障后勤的群众，都忘了自己，一心只求奉献。

　　当年在第八医院担任过护理员的老人如今还留在世上的已经没有几个了，年过八旬的赵永国身子骨依然硬朗。对于那段岁月，他回忆起来，仍然如昨日的故事一般清晰。

　　赵永国是三十里堡宫家村人，他和妻子杨桂枝及姨妹杨秀英于1953年1月至1954年8月在第八医院担任护理员工作。而今，他独居在宫家村的老房子里。提到那段岁月，这位耄耋老人无以表述自己的心情，他重复说着这句话，要把青春献给最可爱的人。

　　当年赵永国21岁，妻子杨桂枝18岁，姨妹杨秀英16岁。女护理员主要负责的是收拾病房卫生，为伤病员换洗衣服被褥，给重病号喂饭等工作。男护理员则主要负责抬、背伤病员，值夜班，重症监护，病人去世后尸体的处理等工作。

　　赵永国老人保留的老照片。

　　“那个时候，对待战士真的就跟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不，比亲人还要好。”伺候不能自理的伤病员是非常不容易的，大多数病人都有排便不通畅的问题，赵永国每天都要用肥皂水为他们灌肠。有时遇到情绪不好的伤病员，会冲他们发脾气，也不配合治疗，赵永国还要苦口劝说。

　　现在，赵永国还能完整地叫出几个志愿军战士的名字。有一个叫高永斗的战士，时年23岁，是朝鲜族人，家在吉林延吉，他患有肺脓疡，住院一年多，一直是在重症监护室，赵永国日夜陪护他。

　　“1953年10月的一天晚上9时多，他说想吃苹果，我削了一个给他，他吃了一半，忽然大喊了一声妈啊，就头一歪，去世了。”赵永国给他做了尸体处理，脱去他的旧衣服，擦干净身体，换上新的军装，送到太平间。那个时候不火化，尸体就地掩埋，高永斗的母亲和哥哥在得到通知以后，赶到三十里堡，送了他最后一程。

　　张福令老人保留的老照片。

　　值得记忆的那段历史

　　中国志愿军第八医院在朝鲜战争结束后，也随之解散了。组织上为参与护理工作的人们颁发了和平纪念章、纪念笔记本和钢笔，以及印有“献给最可爱的人”字样的茶缸一个。除了纪念章，张福令的其他物品都已丢失了。

　　在张福令的家里，记者看到了这枚纪念章。正面是和平鸽，背面标注着年份。简单，却十分沉重。

　　在采访的过程中，张福令一直把纪念章郑重地握在手里。他说自己年纪大了，怕把纪念章搞丢，所以平时一直交给孙子保管。“如果能上战场做随军医护的话，就能得到两枚纪念章，我们那时候都很羡慕能得到两枚纪念章的人。”

　　张福令老人珍藏的和平纪念章。

　　张福令在完成三十里堡第八医院的选址工作之后，就被调去位于大连寺儿沟的患者分离医院担任管理科长。主要任务是进行细菌消毒，虽然不是医务人员，但是在医院里的每一天他都记忆深刻。

　　张福令告诉记者：“那场战争十分惨烈，美军采取了细菌战，无数士兵感染了病毒。一开始是送到一院消毒，后来因为情况太严重，就转到大石桥那边消毒了。”运送伤兵的火车一来就是好几列，第一个步骤就是先给伤兵消毒，当他们把衣服脱下来的时候，一抖，一行行的死虫子便落了一地。

　　如今，赵永国还留在手里的只有几张跟战士的合影了。相片就挂在里屋的墙面上，封在一个玻璃框里。

　　第八医院解散后，赵永国去大化工作了一阵，后来大化支援大西北建设，他又被调到了兰州。再回三十里堡是在1959年，他去高永斗的墓上祭祀，感觉一切恍如隔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