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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年前，当蓄谋已久的日军向我东北军发起偷袭时，中国部队却在酣睡。由于执行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日军袭击我驻军、残害我同胞时，东北军参谋长竟含泪下达了这样的命令：“不抵抗，即使勒令缴械，占领营房，均可听其自便。”

　　日本侵占东北蓄谋已久

　　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在富国强兵的旗帜下，改革军制，扩军备战，迅速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之路。1890年12月6日，日本首相山县有朋在议会上发表施政演说时宣称：“盖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本有二途：第一曰守护主权线，第二曰保卫利益线。其中所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域也；所谓利益线，曰与主权线之安危密切有关之区域也。……欲维持一国之独立，唯独守主权线，决非充分，亦必然保护其利益线。”同时，山县有朋宣称：日本利益线之焦点，在于朝鲜和满洲。

　　此后，为实现其既定侵略目标，日本不惜“以国运相赌”，先后发动了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这两次战争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朝鲜，并将侵略的魔爪逐步伸入到中国东北。1915年，日本趁各帝国主义国家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向袁世凯提出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在这份以无畏舰和机关枪做水印的文件中，日本要求中国“承认日本在南满及内蒙东部的土地租借权和所有权，以及经营权、建筑铁路和开采矿山的独占权”，以期达到长期霸占东北的目的。

　　1927年6月27日，日本政府召开了东方会议，制定新的对华政策。会后，首相田中义一整理了一份上奏天皇的奏折，即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在这份奏折中，田中公然宣称：“唯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我大和民族之欲步武于亚细亚大陆者，握执满蒙利权乃其第一大关键也。”

　　在东方会议召开前后，日本先后两次出兵山东阻止北伐军前进，并屡次在东北制造事端，寻求发动战争侵占东北的机会。

　　从“皇姑屯事件”到“东北易帜”

　　1928年6月4日5时20分，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乘坐的专列在途经南满铁路皇姑屯一段时，被日本人预先埋设的炸弹炸毁，张作霖身受重伤，于当日上午9时30分死亡。为保时局稳定，东北地方当局谎称张作霖只是受了轻伤。当时，身在兰州的张学良得知关东军已开始秘密调动，打算浑水摸鱼，趁乱占领沈阳。为防不测，他化装成一个伙夫，跟随部队秘密赶回了当时称为“奉天”的沈阳。

　　回到沈阳后，张学良才得知父亲的死讯。为保国家大业，张学良强忍悲痛，模仿父亲的笔迹签发命令。等到把一切相关事宜都安排好了，东北地方政府才对外宣布张作霖的死讯。从此以后，为了怀念死去的父亲，铭记杀父之仇，张作霖的忌日便成了张学良将军的“生日”。

　　张学良主政东北之初，日本人并没有把这位“少帅”放在眼里。当时，担任张学良军事顾问的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起草了一份计划，想让张学良在东北称帝，担当日本人统治东北的傀儡。出乎土肥原意料的是，当他把这份精心策划的文件送到张学良面前时，少帅当面质问他：“你让我当什么满洲皇帝，你这是什么意思！”碰了一鼻子灰的土肥原说不出一句话，只好夹起皮包，悻悻而去。随后，张学良要求日军参谋本部将土肥原调走，得到的回答却是：“这个顾问是日本政府派来的，我们没权调动。”心头满是怒火的张学良将军对来人说：“好，你们没权，我没法子。那么我有这个权吧———我不见土肥原！我不跟他谈话！以后土肥原顾问来，我任何时候都不见。”

　　1928年12月12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服从国民政府领导。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了统一。当时，在东北有不少日本间谍，但事先对此事却毫无察觉。

　　从1929到1931年夏，关东军参谋部先后四次以“参谋旅行团”的名义在东北各地系统搜集情报，拟定各种计划方案。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也积极为侵略东北做准备。

　　1931年4月，原驻日本寒冷地区仙台的第二师团轮驻辽阳；为对付沈阳城坚固的城墙，日本又从东京调运两门24厘米榴弹炮，配属日军驻沈阳第二十九联队兵营，炮口预先瞄准北大营和飞机场；7月，又从本土增派一个师到朝鲜，准备随时渡过鸭绿江参战。同时，日本还将熟悉中国情况，担任张作霖顾问多年的本庄繁调任关东军司令官；将一直从事于策划进攻东北，主持制定过多份解决满蒙问题大纲的参谋本部情报部长建川美次少将调任作战部长；另将“九一八”事变的主谋之一、绰号“日本之脑”的石原莞尔以及坂垣征四郎等人调至关东军参谋部任职。

　　此外，日本还施展调虎离山计，策动阎锡山与汉奸石友三等人挑起反对张学良的战争，将介入1930年中原大战的东北军主力继续吸引在关内，致使东北兵力空虚。至此，日军在东北的准备基本就绪，只等待着合适的时机，寻找借口发动侵略战争了。

　　“中村事件”

　　1931年6月26日，日本间谍中村震太郎大尉率领的间谍组一行四人被东北军屯垦三团捕获，随即于次日由屯垦三团团长关玉衡下令处决。间谍组携带物品，除留重要文件资料上报外，一律焚烧灭迹，投入洮儿河内。但是，一个不易被察觉的细小失误，却成为了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借口。

　　在审讯中村震太郎过程中，他的态度十分蛮横。眼见罪行暴露，中村欲夺取卫兵武器逃生，旋即被在场军人七手八脚将他打翻在地。格斗中，中村佩带的日军军官专用“三道梁”手表被打飞，落在门后。适巧，屯垦三团团部司务长李德保进门送夜宵，瞥见后不声不响地拾去。后来，李德保去洮南府嫖妓时，将其押于大兴当铺内，消息随之走露。

　　当以上消息传到时任日本驻满洲间谍总头目土肥原贤二耳中时，土肥原当即大喜过望。年前，日本军部正在策划军事占领满洲，苦于无借口，责成他“便宜行事”，而他正在发愁无从下手。这突如其来的所谓“中村事件”正好给了他一个天赐良机。于是，土肥原密令当时在天津的日本间谍川岛芳子连夜赶到沈阳，命令她不惜一切代价找到中村大尉的那块手表，以作为东北军“图财害命”的确凿“证据”。川岛芳子得令后立即星夜赶往齐齐哈尔，设计诱捕李德保，得到了中村震太郎的“三道梁”手表。

　　“证据”到手，日本陆军省便在1931年8月17日发表了所谓的《关于中村大尉一行遇难的声明》，歪曲事实说：“帝国陆军大尉中村震太郎在满洲被张学良部队割鼻挖耳，切断四肢，悲惨遇害”，宣称：“中村事件”“是帝国陆军和全体日本人的奇耻大辱”。他们以此为契机，煽动复仇，叫嚷发动侵华战争。日本朝野和民众团体也一窝蜂地总出动，要求陆军“武力征服满蒙”。建川美次还亲自出马，到处作题为《帝国国防与满蒙》的报告。军务局长、间谍头目小矶国昭也四处活动，争取天皇和政府各部门批准和支持这次侵华战争。

　　“九一八”事变

　　1931年9月18日22时20分，以日本军官河本末守中尉为首的7名日军炸毁了南满铁路柳条湖一段。以爆炸声为信号，早已磨刀霍霍的日军迅速向东北军精锐第七旅驻地北大营发起了进攻。而此时，北大营中驻守的中国部队正在酣睡。

　　当时，东北军的总人数有30万左右。除参加中原大战随张学良进关的11万余人外，留守东北的尚有20余万人，另有公安、警察部队若干。而日本关东军此时在东北的兵力只有1万余人。由于执行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导致在兵力上占优势的东北军将士对突如其来的进攻毫无戒备，致使日军偷袭得逞。

　　19日零时20分，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向所属部队下令，向东北各地实施进攻。同时，又令驻东北的关东军第二师主力迅速集中，攻击沈阳城；独立守备队各部队进攻南满铁路沿线的安东（今丹东）、营口、凤凰城和长春等地。关东军还电请驻朝鲜日军司令官林铣十郎中将尽速增援。凌晨3时，日军攻入沈阳。留守的沈阳公安总队在警务处长黄显声的带领下同日军展开了巷战。晨4时，驻扎长春、宽城子等地的日本军队向中国军队发动了进攻。

　　当时，在沈阳的东北地方军政大员仅有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和辽宁省主席臧式毅两人。与关东军的蓄谋已久相比，荣、臧二人对日军的突然行动毫无准备。当得知日军开始进攻时，臧式毅通过电话向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进行了交涉。日本领事的回答却是：“军人行动，领事无权处理。”当北大营第七旅值班军官向荣臻电话请示处置措施时，由于当时身在北平的张学良事发时正在同英国大使一起看京剧，联系不上，不敢擅自改变既定对日政策的荣臻含泪下达了这样的命令：“不抵抗，即使勒令缴械，占领营房，均可听其自便。”

　　9月19日晨6时30分，经过5个多小时的战斗，日军占领了沈阳城。

　　日军在占领沈阳后，一路沿南满铁路、安奉路疾进，一举占领了安东、营口、凤凰城等地。19日下午5时30分，驻长春日军占领全城；22日，吉林沦陷。在此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东北大部国土相继沦陷敌手。几千万东北同胞由此开始了14年亡国奴生活。